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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元1977年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只是星光一闪；但是，它却注定成为这样一些人终生铭记的人生拐点：没有这一年，他们也许不可能成为教育家、作家、评论家，也不可能成为三十年后社会的翘楚，也不可能成为社会进步的见证者和引领者……
1977年的恢复高考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。对于当事人来说，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。听闵维方说到“每当回想起1977，我总是百感交集；每当谈起1977，我总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”；或者听刘学红提及“没想到，30年前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，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，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多的特殊印记，以至于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”，你很容易体会到，事隔多年，这些“老学生”对那个特殊年份的一往情深。那是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，没有这个“一阳初始”、“万象回春”，也就没有日后应接不暇的鲜花与掌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对于这一代人来说，“1977”这个年份，确实具有永恒的意义。
三十年后，北京大学出版社邀请39位参加过1977年高考的知名人士，一同回首30年前的峥嵘一九七七，回顾那场改变命运的考试。
《永远的1977》封面
正如本书作者之一、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所说的“同是77级，我深知我们这代人的长与短，包括内心深处的‘柔软’，以及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。正因此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必须学会站在前一代或下一代的立场，多角度地看待自己那未必‘真的很精彩’的人生。”《永远的1977》谢绝为变幻莫测的“1977”撰写个人记忆，转而阅读、欣赏同代人的文章；更是站在“史家”的立场，去理解和诠释那个特殊的年代以及那一代人的思想感情。
《永远的1977》印制精美，为国际通用的16开本，封面采用烫红色铜版纸，醒目大方；书页图文并茂，并配以作者的生平简介，方便读者更加地深刻了解文章。该书已于2007年8月第1次印刷，近期将在书店上市。
《永远的1977》序
陈平原
近些年，因谈论改革开放的成绩、怀想邓小平的功业、报道82届大学生（77、78级）的返校等，事件本身——1977年冬天，邓小平果断决策，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——透明度极高，可谓家喻户晓。体现在书刊中，便是该说的都说了，几近“题无剩义”。好在此事件既代表着新时代的到来，也牵涉到一大批年轻人的命运，因此，宏大的历史叙事，一转就成了琐细而温馨的私人记忆。
没错，1977年的恢复高考，改变了很多人的生命轨迹。对于当事人来说，这是永远无法抹去的记忆。听闵维方说到“每当回想起1977，我总是百感交集；每当谈起1977，我总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”；或者听刘学红提及“没想到，30年前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，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，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多的特殊印记，以至于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”（引文均见本书，下同），你很容易体会到，事隔多年，这些“老学生”对那个特殊年份的一往情深。那是他们个人命运的转捩点，没有这个“一阳初始”、“万象回春”，也就没有日后应接不暇的鲜花与掌声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对于这一代人来说，“1977”这个年份，确实具有永恒的意义。
问题在于，哪代人没有自己的油盐酱醋、喜怒哀乐，为何本书的当事人，可以如此理直气壮、大张旗鼓地讲述自己那些平凡的往事？须知，在一个流行“颠覆”、怀疑“崇高”的时代，此举很容易被解读为“过度自恋”。不过，读者也可能放77级大学生一马，通达地看待他们的“怀旧”。原因是，就在“1977”这个节骨眼上，国家命运与个体经验高度重合，读者不妨小中见大，借此体会30年前的斗转星移：“30年过去了，再次回望1977年的高考，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，是国家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开端，而这样的标志和开端，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走过1977年高考的人。”（张维迎）在“大时代”的波涛汹涌与“小人物”的悲欢离合之间，建立某种联系，这是一种古老而有效的叙事策略。更何况，对于77级大学生来说，这种联系是如此紧密，以至你想摆脱都摆脱不掉。对此，杨国荣有清醒的认识：“77级学生的取向、观念，在某种意义上渐成为一种心理定势。它不仅体现于四年的大学阶段，而且延续至后；即使在具有休闲性质的生活中，仍不难注意到这种影响。”
就像跳舞一样，只要合上了节拍，你怎么扭都行；反之，则很可能吃力不讨好。今日中国，谈论1977年的恢复高考，是一件“合上了节拍”的雅事。除了事件本身的重要性，还有“30年”这必要的时间长度，再加上当事人如今大都成了社会中坚，使得这一回的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基本上是雨霁波平，碧空如洗。比起反右运动50周年，或全面抗战爆发70周年，“恢复高考”这个话题，明显显得平静、温柔、雅致多了。既没必要左躲右闪，也不存在什么地雷，尽可高歌猛进。
可也正因为是“一马平川”，大家的意见差不多，这文章反而很不好做。我认同南帆的看法——“30年的光阴却让我更加真实地掂量出这场考试的份量”，我也赞成徐友渔的意见——“1977，这是一个神奇的年份，一个值得回味和反思的年份”；问题在于，如此文章体式，如此书籍篇幅，能否很好地体现“这场考试的份量”，以及如何落实当事人对于历史事件的“回味和反思”？
任何特殊年份的“份量”，都是靠当事人（及后来者）不断的“回味”与“反思”，才逐渐在历史书写中站住脚，并为后世所“体认”与“记忆”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77级大学生借入学30周年这一契机，追忆那个红红火火的大转折年代，完全可以理解。匆匆赶路者，无暇顾及路边的闲花野草；30年过去了，当初幸运地跨过高考门槛的年轻人，如今大都功成名就，确实是到了“讲故事”的时候了。更何况，这些故事还有个冠冕堂皇的“总题目”，那就是——“与中国的改革开放同行”。
对于如此“阳光灿烂的日子”之追忆，当然有其历史及审美的价值；但请记得，当年的报考人数为570万，跨过这道门槛的仅27万，录取率为4.7%。也就是说，每一个“成功者”背后，都有20个落选者。你可以说，条条大路通罗马，考不上大学不要紧，照样可以“广阔天地，大有作为”。可这都是站着说话不腰痛——随着国家政策的急转弯，那些没能在随后几年中通过各种考试转换身份的老知青，很容易被甩出高速运行的“时代列车”，成为改革开放的“牺牲品”。对于他们来说，“1977”所代表的，很可能是“永远的痛”。
我相信，当年很多考生都像韩少功那样：“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，我一开始十分怀疑。”因为，此前也有过考试，可“交白卷”的成了英雄，得满分的则很可能政审不合格。半信半疑者，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考场；看透世情的，则干脆撒手而去。事后证明，这一回的高考，录取时确实主要看成绩；可“家庭出身不好”、父辈“有历史问题”，或年龄偏大等，仍然卡住了不少成绩很好的考生。对于他们来说，1977年“并不是一味的光辉灿烂，挫折、阴影和教训也不罕见”。像陈晓明之没能进入好大学，或者像夏晓虹之作为“走读生”被录取，日后还能凭借自身努力“翻身得解放”。至于那些高考落败（或不屑参与）者，他（她）们根本无缘大学校园，能认可本书的标题吗？
“说起那永远难忘的1977，说起我那至今未圆的大学梦，心中却像打碎了五味瓶，苦辣酸甜咸一起在上下翻腾，真有一种不堪回首话当年的感受。”董国和的这篇《未圆的大学梦》，因与本书原先设定的宗旨不合，险些被删去；是我再三坚持，方才保留下来的。之所以极力主张“破例”，是想表达这么一种意念：恢复高考的意义，主要指向国家的否极泰来，而不是个人的得失成败。不这么看，谈“永远的1977”，既遗漏了“本是同根生”的78、79级同学，也可能“开罪”那些因各种原因而没能进入大学校园者。
本书的作者，尽管境遇和立场不太一样，但基本都是“恢复高考”这一决策的直接受益者。这就决定了其叙述策略以及自我反省的力度。说全书弥漫着某种“成功人士”的“踌躇满志”，不算太刻薄。可这主要不是作者的问题，而是文体的特性决定的——30年后“追忆逝水年华”，很容易就走到这一步。那些“落魄江湖”的，或不愿参与其事，或因文章不合时宜而被淘汰，留下来的，必定偏于“春光明媚”。就像托尔斯泰的《安娜•卡列尼娜》开篇说的：“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，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。”相对于落败者的“五味杂陈”，获胜时的欢愉反而显得大同小异。并非嘲笑作者“辞不达意”，而是因为，此类追忆文章，大框架已定，若无机密可言，唯一的制胜法宝是“细节”——那些琐琐碎碎的故事，远比作者高瞻远瞩的“宏论”更受欢迎。虽是过来人，我对于考试的具体进程，包括第一天考什么，第二天又考什么，都忘得一干二净，更不要说具体的考试题目了。因此，阅读同代人那些巨细靡遗的“追忆”，包括王泉根、沈益兵等人的“高考日记”，确实饶有兴味。
比起接到录取通知书时之欢呼雀跃，入学后发生的故事，更值得今人仔细品味。当年的大学校园，百废待举，不如意事常八九，而并非总是“蓝蓝的天上白云飘”。作者们对于大学生活的描述，虽稍嫌理想化了些；但借助他（她）们的追忆，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北京大学（夏晓虹）、四川大学（罗志田、王岳川）、吉林大学（王小妮）、华南师范学院（李行远）、四川师范学院（吕澎）、南京艺术学院（丁方）、哈尔滨师范学院（杨书澜）等大学的校园生活，还是得到了精彩的呈现。这些支离破碎但异彩纷呈的“片断”，对于今人之进入历史，理解那个尚不算太遥远的年代，还是颇有帮助的。这一效果，可能出乎此书编者的意料之外。
翻阅本书，第一印象是，作者都属“幸运儿”，大大得益于新时期的政治变革与社会转型，故谈及“1977”时，感恩多而反省少。知恩图报是好品格，所谓“吃水不忘掘井人”。高度评价邓小平的“拨乱反正”，这我完全赞成；尤其是在“两个凡是”甚嚣尘上的时候，能当机立断，借恢复高考制度，得人才也得民心，不愧为大手笔。但如果不局限于具体人事，从制度层面考量，你会发现，此举只是“回归常识”——用整整十年的时间，拐了个大弯，回到原先的轨道。让人感叹不已的是，所谓的“十年浩劫”，其起点与终点，竟然都是从“大学”打开缺口。教育体制的变更，成了政治家鏖战的疆场，对于整个民族来说，是一种悲哀。作为受益者，谈论“恢复高考”时，很容易感情用事，越说越神奇，越说越伟大，忽略了此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“制度创新”。
当然，这与本书原先设定的目标有关——对于30年前那个激动人心的历史时刻，是“追怀”，而不是“辨析”。因此，本书的趣味，更接近的是“文学”，而非“历史学”或“教育学”。这点，单看题目就一目了然。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：本书的作者，以作家和人文学者为主。36位作者（扣除没考上的董君）中，学中文（含新闻）的比例最高，占21席；学历史的次之，有4位；接下来是，学政教的2，学哲学、教育、经济学、工艺美术各1。大学阶段学理科的，只有区区5人；而这“五君子”中，或从数学转哲学（徐友渔），或从医疗转社会学（周晓虹），或从物理转律师（夏廷康），或从农业转经济师（林坚），真正“从一而终”——当初学物理、现在仍是物理学教授的，只有一位（邱建伟）。不用说，这一作者构成，势必影响本书的观察角度与写作策略。
对于往事，“说”是一种权力，“不说”也是一种权力——有时甚至是更大的权力。拒绝“追忆”，可能是因为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，也可能是为了某种更高利益而刻意保持沉默。面对“1977”这样的话题，在那里絮絮叨叨的，主要是文坛和学界；至于更有力量的政界、军界、商界，基本上都不开口。而对于最近30年中国的巨大变革，后者无疑更有发言权。可惜的是，他们或无暇、或不屑参与此等文字书写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1977”的价值，是否真的“永远”，还有待观察。假如真正得益 / 得意的人“不说”，而“沉默的大多数”又找不到表达的机会，你怎么判断本书所讲述的到底有多大的代表性？
如此挑剔，纯属苛求，有谁能承担“全面评述”某一历史事件的重任？正是因为意识到面对“1977”，不同阶层的人会有截然不同的反响，我才更多地从侧面及反面立论，预测本书可能面临的质疑。不用读文章，单看书名，你都能想象到，激进的会讥笑你“怀旧”，冷静的定嘲讽你“滥情”，温和的则感叹“生不逢时”。而我则更关注文章的写法——几乎从拜读“征文启事”那一刻起，我就在揣摩可能遇见什么样的文章，是夹叙夹议的“追怀”，还是捶胸顿足的“感叹”？依我浅见，此类命题作文，天地太窄，没办法像孙猴子那样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。故与其作为“锦绣文章”、还不如作为“文化史料”来阅读、品鉴，借此理解一个消逝了的时代以及一代人的思想感情。
同是77级，我深知我们这代人的长与短，包括内心深处的“柔软”，以及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。正因此，我时刻提醒自己，必须学会站在前一代或下一代的立场，多角度地看待自己那未必“真的很精彩”的人生。15年前，也就是大学毕业十周年，我竟鬼使神差，写下一则短文，题目就叫《永远的“高考作文”》（《瞭望》38期，1992年9月21日）；不过，那个“永远”并非春风得意，而是自我调侃。五年前，回母校参加毕业20周年聚会，接受记者采访时，我再三强调，“77、78级不像大家想象的那么‘神奇’”，这代人的“成功”，只是从一个特定角度折射了30年来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（参见郭滨《中大学生、北大教授陈平原谈77、78级现象：我们的苦与乐》，《南方日报》2002年5月5日）。这个思路，至今没有动摇——我不希望世人过高估计77、78级大学生的成就。所谓“盛名之下，其实难副”，戴着高帽过日子，不好受。
谢绝为变幻莫测的“1977”撰写个人记忆，转而阅读、欣赏同代人的文章，我更想借助这一视角的调整，站在史家的立场，来理解、诠释那个特殊的年代。
2007年4月30日于京西圆明园花园
精彩摘录：
“每当回想起1977，我总是百感交集；每当谈起1977，我总有说不完的千言万语。”
——闵维方（北京大学党委书记）
“对于那次高考能否真正做到尊重知识和公平择优，我一开始十分怀疑。”
——韩少功（当代著名作家）
“谢绝为变幻莫测的‘1977’撰写个人记忆，转而阅读、欣赏同代人的文章，我更想借助这一视角的调整，站在史家的立场，来理解、诠释那个特殊的年代。”
——陈平原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）
“所谓的‘77级’，在我的印象里，就是像囚徒一样排队，等待一勺玉米面粥。每个周六的中午踢着食堂的大门，敲着饭碗，等待那两只让人一闻到味儿，就失明失聪失去全部仪态的肉包子。”
——王小妮（当代著名作家）
“多年以后，我才悟到：我追梦的年代，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历经磨难，走向振兴的年代。我的大学梦 ，代表的正是一代中国青年不甘沉沦和命运抗争的勇气和实践。”
——夏廷康（律师、美国美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）
“坐在机舱里，我想起了1977年高考的情景，想起了那阴阴的天，那考场所在的中学校舍，那个在角落里的稻草铺，考试前的兴奋和考试后的沮丧，想起了打开录取通知书时的激动和双手的颤抖。”
——邱建伟（美国爱荷华大学物理学教授）
“没想到，30年前那一次具有历史意义的高考，不仅改变了我的人生命运，还在我的身上留下了如此多的特殊印记，以至于成为我一生都难以摆脱的一种情结。”
——刘学红（“中青在线”总经理）
“我想其实还不仅是我们这些个人的命运在那个冬天完全改变了，更大的意义在于，通过包括恢复高考在内的一系列制度的实施，科学和掌握科学的知识分子在我们国家重新得到了重视，我想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。”
——田 刚（中科院院士、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）
“30年过去了，再次回望1977年的高考，我们会发现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标志，是国家后来一系列变革的开端，而这样的标志和开端，也同样适用于我们每一个走过1977年高考的人。”
——张维迎（经济学家、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）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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| 发布日期： (2007-08-15) |
来源：本网综合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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